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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十年选调生比国家公务员更有仕途
同样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同时进入大陆官员系统，如果按照一般公务员招录，半年之后毫无悬念仍是一名普通科员，不过，如果按照选调生招录，有可能半年之后会跨越前者若干年，直接擢升副处级干部。比如，23岁的焦三牛去年才从清华大学毕业，成为选调生被安排到甘肃工作，今年年初就被破格选拔为副县级的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。
更为引人瞩目的是，这样的特例被官方媒体不吝赞扬，代表中共中央中组部的“仲祖文”亦发文肯定。
以循规蹈矩的公务员招录为参照系，各地“火箭式提拔”现象背后隐藏着体制性焦虑。选调生制度是一条富有特色的党管入仕之路。它的存废，走过波折曲线，而现在正为冲破科层制度下年龄老化，而被重新“激活”。
官员快升电梯
两年时间内，甘肃共从清华大学引进优秀选调生21名。焦三牛这一批，一共14名，有2名博士，9名硕士，3名本科生，全部都是“80后”。他们到甘肃的第一站，就是兰州市委党校旁的宁卧庄宾馆。省委书记陆浩亲切接见，寄语他们“都将大有用武之地”。
今年年初，留着小平头，还显得稚气未脱的焦三牛一下子成为了焦点人物。
在武威市县处级干部选拔公示名单中，还有焦三牛两位校友，两人均出生于1986年，同为清华选调生，他们都将迈入副县级干部序列。另外，比焦三牛早来一年到武威工作的清华选调生康石，一年时间成为一地行政首长，现任凉州区清水乡的乡长(正科级)。
虽然地方政府可以证实这些高材生都是严格按照程序公开招录，非“潜规则”，也非“朝中有人”，但是一名本科毕业生按照《公务员法》招录之后，哪怕成长为乡镇主要领导，正常情况下大约需要5年至10年时间。如此升迁速度自然令人侧目。况且，仅在武威一个地级市，“火箭式”提拔选调生就有此三例。
应届毕业生用半年时间成为副县级干部，这是普通的公务员想都不敢想的，虽然他们同是千挑万选，挤过独木桥考试的幸存者。
无论是通过选调生推荐和考试，还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，都一步迈入了官员升迁通道，开始端上公职这金饭碗，但两者又有所不同。
选调生是中共通过高校党委组织部、团委等组织发现推荐应届毕业生中有政治觉悟的优秀青年(本科生要求是中共党员和学生干部)，进入官员培养“第三梯队”，由各省委组织部牵头，下派基层培养，为挑选出一批未来党政干部做储备。选调生依据的是党内文件，而非《公务员法》。
一位学生告诉《凤凰周刊》记者，去年年末仔细思考后，他下定决心选择了选调生，而不是公务员考试，理由是，相比之下，同样的机会，“选调生提拔的机会更大”。
成为选调生就进入党组织特别培养通道，虽然一开始被安排到基层，但目标是“培养成为党政领导干部”。高于所在单位多级的省委组织部会为他们专门建立了人事资料库，这在官员升迁队列里意味着“优等出身”，一旦出现上一级后备干部需要补位，选调生将是热门人选。
陕西省延安市2008年实施“延安市选调生成长计划”。当地党委发文明确提出，力争在未来10年内，平均每县区进入县级党政班子的选调生不少于2人，选调生担任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乡镇不少于本县区乡镇总数的1/3，要使一大批选调生进入市、县直部门任职或工作。限时，明确数量，强制规定，这是标明选调生“优等出身”的突出例子。
在“焦三牛”之前，一批“80后”选调生在地方官员选拔中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。现任山东济宁市市中区委书记张辉，是内地最年轻的厅官，他从学校选调到成为厅级官员的转换仅用大约9年时间，现年32岁。
出生于1985年的范洁自2008年大学本科毕业后，通过选调生直接担任江陵县滩桥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、团委书记，并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，升迁四次，现任江陵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，滩桥镇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。
另外，现任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孙靓靓(1984年出生)，新泰市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刘婷婷(1984年生)，现任湖北省宜都市五眼泉镇镇长牟阳(1986年生)，均为大学毕业通过选调生进入地方官员队伍。
政治需求曲线
今年开始，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将不再从应届生中招录公务员，意味着应届毕业生进入中央官员系统的最便捷道路，仅剩下先选调地方再连续提拔往上这一条路。
官方数据显示，1965年至2004年，中共招录选调生总量为7万名。2004年后，国家整体人事盘面上，选调生成为官员补充的稳定来源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各地重视选调生人事培养的趋势持续强化。截止到2月底，已有14省市区发布2012年度选调生计划。
《凤凰周刊》记者进行最新不完全统计，2004年之后，每年稳定增长将近1万名选调生成为中共官员新鲜血液。2011年，内地共有21个省市区招收选调生规模达到12664人(参见下页图表)。除此之外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最近三年间大约有500多名选调生分配至7省市区，一些地市也自主招录了一部分选调生。
选调生的选拔始于毛泽东时代，当时的选调生是“革命事业接班人”的一部分。不过，选调生规则刚刚出炉就因“文革”而夭折。
